在战国时期，与百家争鸣的盛况相呼应，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领域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战国时期在文学史上标志着一个显著的转变，即诗歌的衰退与散文的兴起。记录历史事件、哲学理念和政治评论的散文逐渐取代了诗歌的地位。正如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从诗歌向散文的演进来看，此话确实有其合理性。
殷代的卜辞内容简洁，文字简短。而到了西周，金文虽然内容更为复杂，但主要记录的是统治者对臣下的册封，纯粹的记事或论述性铭文相对较少。《尚书·周书》中的文体，主要分为“诰”和“誓”两种，与金文相似，可以视为散文发展的初期阶段。
进入春秋时期，尽管沿用了先前的文体，但在议论文中逐渐出现了类似语录的问答体。《论语》中的一问一答形式简洁。《墨子》的成书略晚于《论语》，其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等篇章，虽然也属于问答体，但篇幅更长，这种文体可视为向战国时期散文过渡的标志。
到了战国时期，《尚书》的篇章和钟鼎铭文的简朴文体及语言风格已被打破。自春秋晚期以来，开始使用“也”、“矣”、“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逐渐流行。这一时期的历史和诸子著作，吸收了民间口语，借鉴了神话寓言故事；叙述生动细腻，曲折婉转，形象鲜明；议论善于运用比喻和讽刺，深入浅出，精确而尖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其中不乏纪实性的史书和深刻的哲理论文，同时它们也是优美的散文作品。
《左传》这部作品，大体上成书于战国初期，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叙述生动、真实性强的编年体史书。该书语言丰富而精炼，擅长运用写人叙事的手法，将当时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形形色色的人物，生动形象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即使在今天阅读，我们仍能深刻感受到当时政治生活的现场感以及那些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例如，《吕相绝秦》、《烛子武退秦师》、《臧孙谏君纳鼎》、《季札观乐》和《王孙论鼎》等篇章，均能巧妙地表达当时的辞令艺术；再如描述城淄之战等事件，其叙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堪称叙事文学的典范。刘知几曾评价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而分国记述春秋时代贵族言论的《国语》，虽然在语言艺术上不及《左传》，但其古朴简明的风格，亦是其独特之处。
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均展现了卓越的散文艺术。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叙述、描写事物，还是阐述哲理方面，都显示出写作技巧的成熟。特别是《庄子》，其文学成就尤为显著。庄子的后学曾评价其作品“寓言十九”，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司马迁亦赞誉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文字“洸洋自恣以适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以其卓越的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现了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其造句修辞，瑰奇曲折，宛如行云流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他的文章运用了多种辩论技巧，雄奇奔放，峰峦叠嶂，汪洋恣肆，机智横生。庄子敢于打破常规，运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式结构，展现出其独创性。鲁迅先生也曾高度评价庄子的文章，称其“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章学诚曾言：“至战国时期，文章变革达到极致，著述之事变得专业化，而后世各种文体亦得以完备。”（《文史通义·诗教上》）。他还指出，战国时期的文章“擅长讽喻”，“深谙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所谓“比”，指的是运用比喻；而“兴”，则是指通过描绘景物来激发情感。
在战国时期，基于南方楚国的民歌，诞生了后来被汉代人称为“楚辞”的骚体诗。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它是一种充满想象力、文采华丽、形式多样的诗体，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奔放的情感，与《诗经》形成了鲜明对比。楚辞接近于七言诗，擅长表达复杂内容，是我国从四言诗向七言诗过渡的重要桥梁。
楚辞是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人的辞赋总称，其中屈原的作品尤为突出。屈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于楚国宗室三大族之一的贵族家庭。他怀有政治抱负，却因郑袖等人的反对和诽谤，遭到楚怀王的疏远，并多次被流放。屈原主张在内制定新法，推行改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楚，郢都沦陷，楚国君主东迁至陈城。面对国家的破灭和家庭的覆亡，屈原悲痛至极，最终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的著作，传统上认为共有二十五篇，包括《离骚》、《九歌》（包含十一篇）、《天问》、《九章》（包含九篇）、《远游》、《卜居》以及《渔父》。然而，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远游》和《渔父》可能并非屈原所著，而是宋玉的作品。相反，被归于宋玉名下的《招魂》却有可能是屈原的创作。从创作时间来看，屈原的作品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品创作于流放之前，包括《橘颂》（《九章》中的一篇）和《九歌》；第二阶段的作品则是在流放期间完成的，涵盖了《离骚》、《天问》和《九章》。在屈原的所有作品中，《离骚》、《九歌》和《天问》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离骚》是屈原的杰作，全诗共三百三十六行，二千四百九十字，堪称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篇。在这首诗中，屈原运用精湛的艺术技巧，表达了对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强烈谴责，同时展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鲁迅曾评价道：“屈原的《离骚》具有超凡脱俗的文辞和卓尔不群的风格，其言辞之长、想象之幻、文采之丽、主旨之明确，皆随心所欲，不受传统规范束缚。”他还指出，《离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诗经》中的三百篇（见《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在《楚辞》的其他作品中，除了《离骚》，《九歌》也是一篇重要作品。它是一组用于祭祀鬼神的舞曲，集歌词、音乐、舞蹈于一体，可视为中国古代歌剧的前身。
屈原的创作中，《天问》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一篇。在这部作品里，屈原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以及古代历史提出了超过一百个问题。全诗由三百七十多句组成，字数超过一千五百，是屈原诗作中仅次于《离骚》的长篇巨作。《天问》创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它深刻地展现了屈原对自然界的奥秘、古代历史的功绩、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思想的质疑。这正是司马迁所言的“苦极呼天”的体现。尽管诗中没有直接表达流放的痛苦，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个正陷入怀疑和绝望深渊的极度苦闷的灵魂——这正是屈原自己的灵魂。从文学角度审视，《天问》或许不及《离骚》的艺术价值，但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领域，它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王亥与王恒的传说，帝舜与帝俊的传说，在卜辞中得到了证实。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去世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他们擅长辞赋而以赋著称，但最终无人敢于像屈原那样直言进谏。”可以说，宋玉是战国末年一位才华横溢的南方诗人，他继承了屈原的文风。《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有十六篇赋，《隋志》则有《宋玉集》三卷。宋玉所作的《九辞》是一篇较为杰出的作品。《九辞》与《九歌》一样，是古代的乐名，与汉代人模仿《楚辞》创作的《九怀》、《九叹》意义不同。宋玉对屈原的境遇抱有同情，艺术技巧上也向屈原学习，但真正的学习者是学习其精神，而非仅仅模仿其形式。只模仿形式，得到的只能是表面的东西。因此，鲁迅在评论《九辩》时说：“虽然驰骋想象，不如《离骚》，但其凄凉哀怨之情，却是独步一时。”（《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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